太子宫外，那自东向西绵延近一里的售粮棚，仍在源源不断的卖出每石五十五钱的平价粮。

太子刘荣亲自坐镇，河间王刘德、临江王刘淤，以及常山王刘彭祖、中上王刘胜兄弟四人，则于一旁鞍前马后。

——有那么几天，长安一带的百姓，都因为太子出售的平价粮，而稍感到了些许安心。

毕竟有太子的平价粮在，任是其他粮商米贾将粮价抬上天际，关中——尤其是长安左近的百姓民，总还是有太子的平价粮可以买来吃。

但很快，这才刚涌现在百姓心中的安心，便随着粮价的诡异变动，而再度化作惴惴不安。

太子，或者说少府的平价粮，其平抑粮价的逻辑非常简单：通过官方的身份，以及庞大的库存下场，强行扰乱市场价格，逼迫粮商们压低粮价。

就好比此番，刘荣以五十五钱的价格售卖平价粮，粮商们要想卖出手里的粮食，甚至是和刘荣抢市场，那就必须以更低的价格挂牌，才能将手里的粮食卖出去。

顶天了去，也只能将粮价定在同样的五十五钱每石，才能让百姓在买内帑平价粮的同时，也从自己手里买粮食吃。

哪怕考虑到某些偏远地区——主要是距离长安，以及新丰、蓝天这三处‘平价粮售卖点’较远的地区，百姓不大方便长途跋涉去买平价粮，当地的粮商们，也至多只能把粮价定在六十钱每石；

只有这样，粮商们才能确保手里的粮食，能在秋收前卖出去、被百姓吃进肚子里，而不是在仓库里吃灰，并留到来年，变成‘陈米’。

若是再高，哪怕是六十一、二钱每石，老百姓就很可能会发挥华夏民族的优良传统：哪怕多走几步路，往长安走一趟，也一定要省下这几枚铜钱！

但从刘荣力主平抑粮价，对外出售平价粮开始，事态的发展——主要是粮价的起伏，却并没有按照正常的轨迹运行。

一开始，粮商们大都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措施，直接歇业停售，来对抗刘荣的平价粮。

这还能理解为不死心的挣扎，以及异想天开的对抗强权。

至于那极少数以七十钱左右挂牌卖粮的粮商们，则属于粮商群体当中的聪明人，知道自己扛不过大势，便拿着七十钱的价格出来试试水、探探风。

按照正常的逻辑，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刘荣的平价粮次序售出，这些聪明人便应该小心翼翼的，试探着将粮价逐步压低，一直到卖得出粮食为止。

但诡异的事，也恰恰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

——在刘荣于太子宫外大张旗鼓，亲自出售平价粮的第二十日，关中仅有的十几家仍在对外卖粮的粮商米贾，极为默契的将粮价，从七十钱抬高到了七十二钱。

乍一眼看上去，这么做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你卖七十钱，老百姓不买；

你卖七十二钱，老百姓依旧不买。

反正有太子的平价粮在，谁愿意吃这个亏？

而后，便是接连十几日，这些粮商们对外售卖的粮食，都以每日涨二钱的涨幅，极其规律的缓慢提高。

到夏六月下旬，粮价被抬高到八十八钱每石的时候，那些先前闭门停业的粮商们，也重新恢复了营业。

粮食挂牌价：九十钱每石！

刚好是刘荣的平价粮开始对外出售前，关中粮价曾到达的峰值。

这一下，关中顿时人心惶惶，便是朝野内外，也开始传出流言蜚语。

——太子的平价粮，仍旧在以五十五钱的价格往外卖，关中的粮价，怎还不降反涨？

尤其是那些原本闭门歇业，宁愿把粮食捂在手里坏死，也不愿意低价出售的粮商们，也重新以九十钱每石的高价挂牌卖米；

难道这些人，真的是脑子瓦特了？

很显然：作为任何时代，都最具智慧的群体，商人们不会做任何没有意义的事。

刘荣的平价粮还在往外卖，商人们却齐齐挂牌高价粮，丝毫没有被刘荣那作价五十五钱每石的平价粮影响，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刘荣的平价粮，已经没剩多少了。

长则七八日，短则两三天，刘荣手里的平价粮必将售罄；

到那时，粮商们作价九十钱——甚至仍在徐徐涨价的高价粮，就将自然的接过粮食市场，供应关中百姓的口粮。

于是，朝野内外议论纷纷，对于刘荣此番平抑粮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持有悲观态度。

有人登上了内史的门，催促内史田叔赶紧下场，别再仍由太子胡来；

有人跑去了少府官署，无所不用其极的向少府岑迈，探听起内帑的存粮状况，以及刘荣手里的平价粮余额。

更多的人，则是着急忙慌的写起奏疏，将自己对关中的担忧，着急忙慌的发往百里外的甘泉宫，送上天子启的御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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