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汪直案与海运有何关系？”

政事嘛，上价值的事往后稍稍，陈说利弊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张瀚的话被憋了回去，王世贞也默默住嘴。

栗在庭顺势接过话茬：“回禀陛下，此事说来话长。”

他顿了顿，斟酌言语长话短说：“臣奉命筹建福建市舶司，如今衙门、港口、航线、外藩、海商等诸多事，概已完备。”

“沿袭祖宗成法，沿海去处，下海船只，由市舶司发放号票文引，许令出洋。”

“循正德十二年旧例，命出海商船，及番国进贡并装货泊船，榷十之二。”

明朝海禁二百年，品种和目的都大不相同，什么祖宗成法都能找到。

明初太祖年间，海禁多是出于防倭。

概是“禁民海捕鱼，以防倭也”、“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这种临时性的政策。

在倭寇消退后，成文的明令只是禁止“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

这里的违禁货物在大明律中有一个名录，只有“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各项。

显然，还只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至少三桅以下的船，以及违禁外的货物，是允许贸易往来的。

基本态度就是，海贸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要防倭。

到了永乐年间，便开始“发票”，也就是登记发放许可证，才会允许船只出海贸易。

譬如福建，将朝贡与海商出海分开管理——“福建市舶专隶福州，惟琉球入贡一关白之，而航海商贩，尽由漳、泉，止于道府告给引文为据。”

而没有拿到票号的小商民，连远洋船都不能拥有，一律改为不能远洋的平头船。

到这里，实质上就是在压制民营海商，主要目的也很清楚，为官营让步，搞垄断嘛。

基本态度就是，我知道海运很好，所以只能我自己搞。

正因如此，同时期的郑和就搞得如火如荼，官船更是频频出海。

但郑和之后，海贸的风向，便急转直下。

一说此事招引倭寇，侵犯边防，一说海贸亏本买卖，劳民伤财，甚至有说朝实物完税，海贸动荡税基的说法。

于是，宣宗皇帝以下，真就信了这些进言。

连官营海贸也不再提及，只能眼巴巴等着外藩朝贡，堪合贸易。

等到成化年间，宪宗再想搞海贸揽财的时候，立刻便是群议汹涌。

兵部尚书刘大夏，干脆说出了郑和下西洋害死了上万人的说法——“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夺宝而归，于国家何益？”

此时的朝廷，基本态度已然变成了，海运很坏，谁都别搞。

当然，也正是这个时候，勋贵官吏们的走私，蒸蒸日上。

广东总兵柳景，将麾下军需储备的硫磺、硝石，打包卖去了越南。

南直隶魏国公府伙同浙江海道御史，挪用“余价官盐”，巴巴跑去跟弗朗机人兑换香料。

这种中枢想干都说亏本，朝臣私下又趋之若鹜的情况，一直到武宗皇帝当国之时。

正德三年，海贸事有了转机，一场声势浩大而绵延日久的“禁通之争”，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先是市舶司太监熊宣，一改“市舶司守株而待，无所事事者也”的模样，主动在不是朝贡的时间点，迎接藩船，并且奏请将藩船抽税后上岸。

礼部当头一棒，呵斥其“妄揽事权，令回南京管事。”

但所谓前赴后继，继任的太监毕真，再度上奏揽权，“旧例泛海诸船，俱市舶司专理，迩者许镇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旧便。”

当然，这种出于内廷揽财的动机，立刻被科道回以“不许往来，私通贸易，番舶非当贡年，驱逐远去。”

火一旦烧起来，就止不住了。

此例一开，土官流官、中枢地方、东南沿海，先后下场，掐得是头破血流。

任广东右布政使吴廷举，上奏允许船舶通航，并对往来船舶实施抽分之法；广东右参议陈伯献当即上疏弹劾上司吴廷举，言此举“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上，为地方害。”

对此，礼部认同了后者的做法，“令抚按等官禁约番船”；而广东巡抚林廷选等人，则是对礼部的命令置若罔闻“因循未止”。

浙江大户，故太子少保何诏的次子御史何鳌，高举外藩威胁论，言外藩“前年驾大舶突进广平省下，铳炮之声，震动城廓”；而时任广东都御史的陈金，反唇相讥“海贸开源，以备军饷之用，可仿制铳炮。”

这场争斗一直持续了十余年。

从正德三年开始，两派撕咬不断，政策摇摆不定。

直到正德十六年，武宗皇帝崩于豹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