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用古疏注。”

王铎又见缝插针地补充道：“明永乐时曾颁布《四书五经大全》，为国子监及府州县学的统编教材，亦是科举头场的标准答案出处。”

刘升听完直皱眉，他算是明白为何到了明清时期，儒学几乎完全沦为程朱理学了。

因为这头一场的科举考试中，二程及朱熹注疏所占比例太大了，尤其是朱熹的。

刘升不禁暗自腹诽：莫非这当初朱元璋、朱棣就因为朱熹与他们同姓，甚至被谣传为他们的祖先，所以才多用朱熹的注疏来当科举标准答案？

事实如何，刘升不清楚，但他是不喜欢这种情况的。

朱熹对四书五经的理解好不好，他不清楚。

但他清楚一点，不该让一家之言在科举答案中占比例太重。

他想了想，道：“这头场中朱熹注疏的占比太多了，这样，四书只考原著，不考注疏。至于五经，可在维持原有考试规则的基础上，减少其比重。”

钱谦益理解能力还是不错的，微愣了下便试问：“陛下是说头场四书只靠原著，且题目占比要比五经多？”

“不错。”

钱谦益立马拱手道：“陛下圣明，如此一来，天下苦于背诵四书五经注疏的士子必感念陛下之恩德！”

这话让李长文、王铎都不禁看过来。

刘升也暗笑：钱牧斋，不愧是你，总能找到拍我马屁的点。

笑归笑，刘升不得不承认，钱谦益这个马屁拍得有那么点舒服。

他随即看向李长文，“总参政以为如何？”

“此举可行。”李长文虽然不喜钱谦益逢迎、奉承刘升，但并不认为刘升对这头场可靠的内容有什么不妥。

事实上，他当年就对背诵《四书五经大全》苦恼得很。

尤其是朱子集义、朱子集传等，简直要背吐了。

关键是这些内容就科举考试时有用，日后做官、做事等，几乎用不到。

刘升又问：“大明乡试第二场考什么？”

“考‘论’、‘判’及内科。”钱谦益先简短地回答，随即解释道：“一般要求写论一道，内容在三百字以上。再写‘判语’五条。然后在内科的诏、诰、表中任选一道来写。”

“何为论、判？”

内科的诏、诰、表刘升是有点明白的——诏、诰都是正式圣旨的一种格式，他甚至已经享用过。

诏开头一般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诰的开头则一般用“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他之前对功臣进行封官、封爵，用的便大多是诏；而让钱谦益所写的《讨明檄》，其实就类似一种诰。

但论与判他却不甚了解。

钱谦益道：“论基本是从孝经及儒家经典中出题，其实就是对头一场考试内容的扩展，一般要求写得更有深度。

至于判，则是从地方衙门的行政与司法文牍中选取一些疑难案例，让考生评判分析。

主要考的是士子对国家律令、政务及案件审判的流程是否熟悉，且必须按照既定的公文格式书写。”

刘升听了眼睛一亮，心道：这不类似后世公务员考试吗？

看来古今考试根本性的东西其实没太大变化啊。

倒也难怪，毕竟明清距离他穿越前的年代也只不过三四百年而已，相距其实并不算太遥远。

他想了想，道：“既然头场已经考了四书五经，这第二场再考未免重复。不如在第二场把论去掉，多考几道判，几位以为如何？”

第二更。

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