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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简简单单几个名字，而是历史，更是传承。

大明收复河套、在辽东开辟，都是直接启用了唐时名字，这就是对历史的重视。

那么大明不再行钱法，而改为钞法，这种追求更多货币的主张，是不是会成为一种谬论呢？

随军西席开始招募，给出的待遇是很丰厚的，待遇分为基础的禀米和考成恩赏，一个学堂，西席先生所带的学子，每考中一个蒙学、经学、国子监、皇家格物院有不同程度的恩赏。

“感觉王次辅有点过于激进了。”朱翊钧对着张居正面色复杂的说道。

为了让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一切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超脱的力量就是国朝。

孔乙己的学生张三，因为勤学好问努力学习考中蒙学、经学，又因为天赋异禀，进入了皇家格物院，孔乙己整个过程可以领取一百二十银的赏银，哪怕是孔乙己死了，他的儿子孔丙己也可以领到这份赏银。

这三级学堂，童学是不脱产的，也就是识文断字和简单算学的学习，只要通过了考试，就可以上蒙学。

而且朝堂要在工兵团营搞学堂这件事，彻底让士大夫们坐不住了，王崇古这个奸臣，背叛了势要豪右的集体利益，现在开始带头冲锋，一种可怕的危机感，弥漫在了所有士大夫的心头。

也是朝廷于大明的意义，皇帝于朝堂的意义。

蒙学是完全脱产的，到了这一步，四书五经和算学的内容就变得复杂了起来，到了这一步考不上经学也没关系，可以转工匠学堂学习一技之长，这三年的束脩为三十银，朝廷可以垫付并且无息，但学完之后必须还钱。

一个皇帝躲在后宫吸阿片，朝堂的奏疏一本都不批，显然是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孔乙己，不肯脱下长衫，只能站着喝酒的窘迫儒生，大明也广泛存在，而现在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在眼前，只要肯兴文教，就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桃李满天下，生活会越来越富足的机会出现了。

因为官厂团造在理论上，是没有事毕的那一天，朝廷只要启动了官厂，从里面得到收益，就不可能停下了。

官厂团造法是王崇古的根基，他在这个根基上用再多的力气都不为过，官厂团造法出了大问题，本就是奸臣的他，只有被斩杀了，而且官厂团造法，没有被卸磨杀驴的担忧，王崇古完全不必担心，自己会和严嵩、胡宗宪一个下场，倭患渐止，就没了用处，成了堵清流嘴的一步棋。

朱翊钧在文华殿偏殿召见了张居正，王崇古人在西山忙惠民药局和三级学堂之事，除了廷议，基本见不到人。

王崇古的意思大概就是：匠人的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是无法让大明走进商品经济的。

王崇古制定赏银库的时候，就打算好了，自家直接拿出来了，但晋商闻讯，纷纷跑到全晋会馆哭诉，什么次辅如何忍心弃我等而去之类的话，最终只能均摊了这五万银的认捐。

这不仅仅是肉食者的共识，同样也是大明普通人的共识，比如唐宪宗时，安西都护府的铁军，已经孤军守城四十年，龟兹满城尽白发，龟兹守军难道不能投降，或者说干脆回到腹地吗？他们没有，而是在龟兹守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

而考中了经学，就代表着一只脚跨越了阶级，可以选择缴纳束脩就学，或者签订委培契约，学完之后无法考入国子监或者皇家格物院，就需要履行契约前往绥远、辽东、云贵、长崎、吕宋、旧港等边方地区，这三年的束脩为三十银，签订契约，朝廷可以垫付。

这种古怪的平衡状态，是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对彼此政策的部分认同和部分反对造成的犬牙交错的局面，如果首辅次辅、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这种异见，演化成为了政斗，甚至形成党锢，求同存异的共识完全消失，为了反对而反对，全面反对、全盘否定的话，平衡状态就会打破。

让学问带上了铜臭味，是对知识的亵渎！这是批评王崇古的主流，京堂的民报如同炸了锅的反对王崇古的胡作非为，最让诗社笔正们无法接受的是，考成赏银的钱，是晋党、晋商的认捐！

怎么可以降价！

王崇古来真的，他不是在皇帝面前表忠心，领了圣命，开始阳奉阴违，在皇帝面前吹半天，结果迟迟落不到实处，总是讲困难，说顾虑，从制度设计到制度推广，王崇古动作十分迅速，杂报跟踪报道的速度，甚至跟不上王崇古推行政令的速度。

基于大明的贱儒疑似过于多了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工兵团营三级学堂的建立，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它的狰狞面孔。

至于青史留芳，对于每个大明人都很重要，大明不讲来世，投胎就可以做个人上人的来世报；大明也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