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无关。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产生更有效解决经济与产业问题的能力，就轮不到中国在全球一骑绝尘。

这就是李润石感觉很遗憾的原因所在。何锐在用唯心主义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之前，何锐预设了问题，并且根据其想象力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

甚至在何锐死后20年，何锐生前的设想依旧能够帮助中国将产业发展风险降低到完全可以承受的水平，帮助中国高速而且有效的解决问题，

按照这样的方式治国，肯定要出大事。

李润石执政期间，已经竭尽全力消除党和国家领导层内部的唯心主义倾向。也通过教育，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唯物主义的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有些事情却不是李润石能够解决的，甚至不是强大的国家能够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果事情最终成功了，自然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大家在事后的总结会议上分析不足，做自我检讨，被批评，甚至被惩罚。因为事情成功了，这些都能被接受。

但是失败了呢？

失败了就意味着巨大的损失，国家层面的损失岂是个人能够承担的？

动辄以亿来计算的投资，就完全超过了失败者们能够承担的能力。更遑论失败工作和项目所投入的时间，以及相关联的其他产业受到的影响。

中国在过去40多年中走过了其他工业国200年的发展阶段，并且后来居上，站在了领先世界的位置上。别的国家能够承担的失败，在中国极度压缩的发展过程中就变得不能承受。

以中国人口的增加速度，以及中国人民不断快速提高的生活水平，中国必须维持高速发展，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

在这种时候，别说承担经济停滞的责任，便是经济发展速度不够快，也是李润石都难以承担的政治责任。哪怕是何锐死而复生，也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

李润石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他对此非常清楚。如果从1924年开始算，何锐也不过执政了20年。李润石的执政时间已经全面超过了何锐。

在23年的执政经历中，李润石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理由，就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平均速度始终保持在9%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中国人民人均拥有的财富也在不停增长。

作为唯物主义者，李润石很清楚，经济发展一旦出了问题，人民就不能接受。

这与是否宏大叙事无关，也与人民是否拥有牺牲精神无关。在战争中，不仅是中国人民表现出了惊人的牺牲精神，全世界各国的人民和军队都不乏牺牲精神。

被认为是邪恶代表的纳粹德国，在苏德战争中是优势一方。然而在战斗居于劣势的情况下，面对苏联红军优势兵力进攻的时候，绑满炸药冲入苏联红军进攻队列中自爆，是纳粹德国先搞出来的。

各国人民不是不能接受牺牲，各国人民不能接受的是无意义的牺牲。更直白的说，人民不接受失败。

在国家层面上，人民不接受执政党与政府的政策失败！

李润石一直以来希望消除何锐那种唯心主义的方式在中国政府中的影响，让中华文明党以及中国政府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拥有何锐那种战无不胜的能力。

然而与同志们一起努力了这么久，李润石依旧没能实现自己的最高期望。在何锐提供的动力被用尽之前，李润石依旧没能找出一条明确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的可行性道路。

当然，如果从政府运作角度来说，李润石有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改变现在的政策倾向，重新采用效率优先的政策。让那些被人类贪欲驱动的人群承担风险。

如果李润石采用了这样的政策，事情可就要变回何锐之前所预言过得局面。承担风险的人自然要求获取超额利润，获取了超额利润的人则会引发思想领域的动荡，在个人追求凌驾社会价值追求的基础上，会让平等政策会变成一种可笑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李润石要做的，以及必须做的，就只有提出“正确的生活方式”。

至少在人民彻底看透“走资派”们不可救药之前，这种混乱将持续很久。直到人民对于不公平的忍受到了极限，重新将政策推回到追求公平为主的道路上为止。

当然，事情也未必会完全如此。如果李润石能够找到另一个有能力承担风险的何锐作为继任者，只要风险完全可控，下一任领导者就可以如同何锐一样，冷酷的将效率优先者作为工具使用，继续推动社会快发展。在效率优先已经不是解决矛盾的优先的选项之时，进行下一次政策交接与切换。

李润石完全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如果他这么考虑问题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了。

1969年，李润石并没有再次参选党主席。这消息深刻的震动了世界，全世界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