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历史，这是一个完全依靠文明党而起家的草莽经历。其中张同志的父亲也曾经因为东北政府大量的教育要求而感受到沉重的压力。不过张同志的父亲顶住了压力，白天工作，晚上上学，完成了需要的中学学历。

在这个过程中，张同志很自然的跟着读书的父亲一起读书。在她看来，父亲在家里都要捧着书本看，那么看书一定是有着必须读的价值。就这样，父女两人就捧着书本看。当张同志淘气的时候，她父亲就会呵斥她，有时候还会作势要揍她。却从来没有真的打过。

西园寺公爵并没有因此而小看张同志。这过程让西园寺公爵想起，他也曾经大力推动教育，希望所有的日本有志之士成为掌握先进知识的栋梁之材。

何锐在东北推动的社会建设，某种意义上与日本曾经走过的道路别无二致。有了受过教育的人才，自然能够支撑起有为的政府。

张同志的家庭无疑是这样的代表之一。这个家庭又出身草莽，父亲懂点拳脚，更是日本草莽崛起的代表人物。

明治三年1870年4月，西园寺公望在长崎就学，学习法语。明治四年1871年1月，从横滨出发，赴法国留学。

西园寺公望抵达巴黎后，正赶上普法战争时期，巴黎城在普鲁士军队监督之下。明治四年1871年3月18日，法国发生了巴黎公社革命，5月28日巴黎公社被推翻。西园寺公望目睹现状，亲眼见到统治者的残暴，使他感到，虽然巴黎公社与明治维新有不少差异之处，但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巴黎公社成立的基础群众——“第四阶级”，与维新时期长洲人所组织之“奇兵队”有相似之处。

在法国“，第四阶级”能够建立政府，而日本却建立了商人阶级和后来转变为资本家或政治家的“下级武士”统治的国家。西园寺公望对法国的现实，结合刚参加过的明治维新运动实际对照分析，使他感受到群众力量的威力。这成为了西园寺公望自由民权思想的来源之一

何锐在东北的建设，在西园寺看来，更是用民权的社会制度完全替代了之前中国的所有旧制度。虽然东北人民并没有理解到他们到底得到了何种程度的解放，可东北人民无疑被解放了。

看了看在旁边，只敢小心的就一些问题进行采访，内心深处的欢喜与好奇其实无法隐藏的《朝日新闻女记者森田光子。西园寺更感觉到东北政府与日本政府的差距。

在日本，哪怕是上层的女性，得到了这么多大人物的帮助，也不过是走到了一个女记者的位置上。而这个位置大概也就是森田光子的极限了。也很可能是日本上层社会女性们的极限。

倒不是说有些女性没办法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那种发挥，只是针对门阀与贵族，在上流社会的权力圈子里，为某个家族或者某个小团体发挥作用而已。

如面前的张小姐一样，成为整个社会中的一名劳动者，在良好的社会制度下，为整个社会发挥自己的能力。在日本，这样的机会几乎不存在。

这就是制度的差距。并非一个人能够改变，甚至不是一批人就能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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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铁路上，现在也没有女性正式员工的安排。在东北，女性们已经拥有了制度赋予的工作权力。就西园寺公望所知，除了军队与少量机关之外，女性们工作比例被硬性规定为最少5%。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宣传，在沈阳城，在东北，是政治正确。

即便是军队与消防之类的机关，其不招收女性的理由与想法无关。完全是出于生理考虑。便是如此，军队的军医院以及通讯、会计等文职部门，也要招收女性。

在文明党、在各级议会、在政府部门，都有女性的身影。不是出于政策怜悯，而是靠工作，靠考试，靠能力。

在报告中，东北有句怪话，‘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

西园寺觉得以自己所看到的局面，东北没有这么苛刻。相较于日本，相较于西园寺期待的未来的日本，现在的日本女性甚至没有获得被当男人用的合法渠道。

这让西园寺回想起自己与永田铁山中佐的交谈。这位备受好评的年轻军官向西园寺列出了他统计出来的数据总结。

在东北，适龄劳动人口中，男性参与劳动的比例达到了90%。女性参与劳动的比例也达到了76%。

至于社会化劳动，也就是工业生产，男性参与率到了38%，女性参与率也有27%。

西园寺还记得，永田铁山神色严肃的说道：“阁下，中国东北的人口数量有接近四千万。比大日本帝国要少，但是只是考虑社会化劳动的参与人数，东北的社会化劳动参与人数超过了日本。何君只要获得北中国，在1925年就有足够的实力对大日本帝国发动进攻，以获得主导东北亚局势的实力。这对于大日本帝国来说，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