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判断勾了出来。

他们不可信。

“可是大哥，你知道朝廷一早就在防备缅甸，这仗打起来，缅甸必败。

他们能够打到这里，也就是占了出其不意的便利，还有就是朝廷不信任边境那些土司，所以没有往边境派出援兵。”

线老三用略带颤抖的声音继续说道。

“我们有的选吗？”

线贵不假思索说道。

听到这话，线老三低头不说话了。

他们没得选。

“就算朝廷赢了，只要我们先一步跑进缅甸，以后缅甸依旧是三宣六慰，我们只要不回大明，他们如何找我们？”

线贵又开口说道。

“对对对，大哥，你说的太对了，我们只有躲进缅甸就不会有事儿。”

线老三开口附和道。

大哥的话算是说到他心坎上了，按照朝廷对缅甸的态度，只要缅甸认输称臣，貌似一切又会回到原点。

是的，大明似乎一直都没有继续往云南之外扩张的意思，都是封赏土司，让他们自治，只要每年送一张称臣纳贡的纸到昆明就行。

元代以前，中原王朝的治边之策主要是“羁縻之治”。

羁縻之治的核心概念包括“羁”和“縻”，其中“羁”指的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进行控制，而“縻”则是指通过经济和物质的利益进行抚慰。

这种政策允许少数民族地区保持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同时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

除了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

因受时代条件的限制，“羁縻之治”尚处于有效管理的初期阶段，施行中的随意性与不规范执行较为明显，同时少见基于南北部差异与不同时期的特点而具有的改变。

如汉朝的边郡、唐朝的羁縻府州，均普遍施用于各地边陲，并无因地制宜的改变和具体明确的规定，重防御、轻开发是两朝治边共有的特点，在制度建设与监督保障等方面，也缺少应有的重视。

蒙元面临新的天下格局，统治者也较少有“内华夏外夷狄”、“守在四夷”一类的观念，行事崇尚简便易行。

在元朝建立前20余年，蒙古军长途奔袭平定大理国，并在其地实行北部草原通行的万户制度，但云南地区动荡不止。

富有统治经验的大臣赛典赤受命至云南建立行省，他进行调查后决定废止万户制度，试行任命当地蛮夷为朝廷官吏的制度，实行后因收效显着，乃在南部边疆地区普遍推行。

太祖朱元璋及以后诸帝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展的做法，继承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之策。

嘉靖二十二年，嘉靖皇帝就说:帝王之政唯守在四夷，今朕欲求长治久安之术，无出于守之一策，大致代表了明朝统治者的看法。

明初之时，朱元璋也不是没有尝试过继续往外扩张，但是明军进军云南虽轻取元军残部，但遭到当地蛮夷的激烈反抗，大理与今保山、德宏等地的元朝土官，以及本已附明的一些土官纷纷起事，历时十余年才最终平定。

由此，朱元璋做出一个判断，认为云南等地的蛮夷强悍难治，须镇之以重兵，乃将重兵守滇定为成法。

由此，大明就把云南定为西南边陲，不再继续尝试向外扩张。

明朝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明朝皇帝疏于问政，朝政委靡拖沓及吏治腐败，对统治制度的贯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说明朝治边屡屡失误非因制度不健全，而主要是由于朝政腐败及执行力太差，突出表现在土司办理承袭手续，官府经常拖沓推诿，或使申请承袭的土司势力愤而反叛。

明代中期西南边疆动乱频发，还与土司制度自身的软肋有关。

《明史·土司传》说土司“必假我爵禄，宠之以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若朝廷调遣繁多，则“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

除朝廷征调导致反抗外，土司因获得朝廷的保护，并逐渐掌握与官府打交道的方法，平时借多征税收而自肥，条件具备时则逐渐坐大，甚至凭借掌握的土军分裂割据。

民间流行这样的民谣:“官府只爱一张纸，打失地方两千里。”

这话不止是民谣，也是朝廷对边疆治理的真实写照。

给土司一封委任状，就换来每年称臣纳贡的贺表，进而粉饰国泰民安。

至于那些地方到底在谁手里，姓什么，无所谓。

不过，魏广德这次对缅甸的用兵，却根本就没有考虑沿袭旧制，而是打算改土归流。

让李成梁尽可能处理掉西南的土司，将治下百姓从土司管理变为朝廷委任的流官管理，从根本上杜绝类似时间发生。

至于在大明内部的土司，在没有发生大规模叛乱前，朝廷也不好直接处置，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