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的小院里，一群人在院子里围坐着，这边有王立的一个警卫班和陈部长的一个警卫班，还有曲万里、张克为和一些文职干部30来个人，用了两口从老乡家借来的尺八大锅，麻辣烫那边煮着一点粉条、白菜、南瓜之类的素菜，至于肉，熬高汤剩下的肉被拿去给伤员吃了。

“陈部长你可要多吃点。”王立招呼道。

“那我可不会和你客气的，我可是好长时间没吃大米了。”陈部长望着噼里啪啦爆响的土灶，闻着那熟悉的味道：“再说了，就这么一顿，不吃个够怎么能行？”

“延安现在怎么样啊？同志们都很关心首长们的生活。”王立关心的问道。

“还行吧，也能半饥半饱糊弄过去。”陈部长并没有说有多么困难。

“要是真这样，你一个部长怎么会看着一锅大米粥流口水啊。”王立知道有多苦延安太苦了。

前线战士百团大战的时候好歹还有两毛五分钱的菜金，一天还能吃上750克的粮食，一天还能吃五钱的肉，三钱的油，由于他的存在，一个星期前线作战的时候甚至还能吃一个蛋，伤员偶尔还能加餐，喝个奶吃点肉，可延安不一样。

延安被日军、果军、阎锡山三路围困，现在已经快连盐都吃不上了，两个人贴在一起坐下，仔细的看过后才发现，陈部长的眼镜断了一条腿，是拿着细麻线缠了起来，勉强继续用的。

历史上再过几年，延安的日子会更苦，甚至一度被逼到了从粪坑里熬盐的地步，就要被迫顿顿吃黑豆过活了，当时时任太岳兵团司令的陈更返回延安，见到了，看见碾盘上只有黑豆的时候，差点眼泪没掉下来，动容的说：“啊，你们顿顿就靠吃黑豆过活啊。”

指头上夹着一根烟，拍了乐观的说：“黑豆是有缺点，吃啦肚胀放屁屙不下大便，但总比没得吃，饿的肚子”说到这他拍了拍肚子说：“咕咕叫要好滴多。”又像是炫耀一般都说：“我们的战士和老乡学了一手，和混上米糠叶菜，做成芡芡饭，换换口味。”

对于生活上的艰苦和窘迫，他从不放在心上，即便当时他穿的衣服已经有了三十多个补丁，手肘、膝盖、袖口领口更是补丁摞补丁，即便已经饿的营养不良浑身浮肿，中央军委也从没有向前线伸手要过哪怕是一粒米。

反而和陈更打趣的说：“我们风流潇洒滴陈将军，怎么倒像是个跑单帮滴咯。”

“同志们啊，吃饭前咱们唱个歌这么样？”王立提议道。

“可以嘛，唱个新的吧，老是唱旧歌大家都听腻了，我们的大才子在这里，不妨写一个新歌嘛。”陈部长怂恿着说道，说完咽了口唾沫，太香了。

“我那会写什么歌啊，不如就唱个中国男儿吧。”王立很喜欢这首歌，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这首歌是很多革命志士喜欢的歌曲，包括王立的偶像周先生也喜欢。

这首歌创作于1906年之前，那时候叫学堂乐歌，也有人叫他中国男儿，属于典型的学堂体，学堂体是一个特殊时代的印记，他介于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这首歌由石更作词，其生卒年不详，由幸汉作曲，其也是生卒年不详。

其词曲大气磅礴，轻快而又不失内涵，借用了许多的历史典故，这个时候拿来唱是再合适不过了。

中国男儿本是一首填词歌曲，原曲是日本小池友七作词、小山作之助作曲的学生宿舍的旧吊桶，初次发表于1901年3月出版的中学唱歌，是一首描写学生生活的歌曲。

当年康梁主张法日本，学习西方文化，于是“废科举，办新学”一时间蔚然成风，中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

这一时期新建的新学通称为“学堂”。学堂里开设了“乐歌课”，教唱新的歌曲，称之为“乐歌”。中国最早开设乐歌课大约在1904年。

后来，音乐界将这一时期学校的音乐课和所教唱的歌曲统称为“学堂乐歌”。学堂乐歌基本上是填词编曲性质的，曲调大部分来源于日本及欧美的流行歌曲，作曲的较少。中国男儿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虽然维新变法失败了，可是这种学堂体的乐体和文体却流传了下来，并且成为了白话文的先驱者探索未来的一个垫脚石。

“那既然你这个才子谦虚不写，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写不了什么新歌，咱们就还是唱老歌吧。”陈部长笑了笑，他其实也很喜欢这首歌。

“那，我们开始唱，唱完就吃饭，我看啊，有些同志早就等不及喽，陈部长啊我起你起。”王立看着陈部长眼睛直了。

“说实在的，要不是怕丢人，我恨不得把脑袋栽进去喝，现在嘴里都是口水，说话都有点不利索，还你起吧。”陈部长又淹了口唾沫才说道。

大米煮熟之后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淡雅而素净，好像是南方的玉兰，混合着土豆的特有的恬静的香气，并不浓烈，可在许久未曾品尝可却勾魂夺魄的威力。

“好，那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