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的进行，粮食种植在农村逐渐占据了突出地位，被视为“玩物”的文玩葫芦种植则逐渐趋于绝迹，即便在解放前曾以范制葫芦而出名的天津和徐水等地，也无人再种。王世襄有感于匏器这一传统工艺濒于灭绝，于是，就撰文给《文物》杂志。

于是，20年多年以后，故宫院刊复刊，当刘北汜登门拜访，老先生才把自己的存货给拿出来。

也正是因为20多年的存货得以重新面试，老先生一高兴才拉着苏亦他们过来涮羊肉。

美其名曰提前庆祝，所有花销，权当是稿费所得。

这其实是玩笑话。

从70年代开始，一些期刊出版部门为弥补出版经费不足已经开始收取的论文出版费用了，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版面费。

就算故宫院刊复刊不需要版面费，但稿酬，几乎是没有。

不然，支付那么多大佬的稿酬，院刊也不用复刊了。

这也是为什么刘北汜先生需要亲自登门拜访刷脸约稿的原因之一。

《谈匏器》虽然是六十年代的稿件，但一些新的考古成果出现，文章也需要做一些修改，这个方面就需要苏亦跟老先生沟通。

比如河姆渡遗址的发现，1976年《文物》第8期10页就刊登了浙江文管会发表的《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章中的出土物就证明我国的种匏历史至少有七千年，用匏做日常用具，也可以上溯到远古。

但涉及到新的学术成果，肯定是重新修改文章以及引用。

这种改动，也是需要编辑跟作者沟通，随时跟进，并不是编辑想改啥就能随便改的，越是大牛越不愿意别人改动自己的稿件。

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涉及到考古学术成果，这个方面，张闵作为助手肯定是两眼一抹黑，就算刘北汜先生也没有苏亦专业，只能他跟进。

此外，文章还涉及到商承祚先生的《长沙古物见闻记》，里面有《楚匏》一则：“二十六年，季襄得匏一，出楚墓，通高约二十八公分，下器高约十公分，四截用葫芦之下半。前有斜曲孔六，吹管径二公分，亦为匏质。口与匏衔接处，以丝麻缠绕而后漆之。六孔当日必有璜管，非出土散佚则腐烂。吹管亦匏质，当纳幼葫芦于竹管中，长成取用。”

同样可惜的是，这件楚匏已经损毁，没法验证，如果做吹管的葫芦确实是用套管之法长成的，那至少在两千年前已经直到用模子来范制匏器了。

遗憾的是，王世襄在文章之中，也考证不出来哪一个聪明人，想出一个奇妙的方法，把初生的嫩匏纳入范中，使它长成各式各样的器物。还说，天然果实而形态方圆，悉随人意；不施刀凿而花纹款识，宛若雕成，真可说是巧夺天工。

文章引用的文献，如果能够找到文献资料，苏亦都会追一去查证，免得出现错漏，找不到资料的，也只能作罢。

此外，还要到故宫库房去寻找合适的器物拍照，不然，文章只有文章而没有配图，是不圆满的。

拍照的活，也是以苏亦为主，张闵顶多是帮忙，他对匏器不了解是其一，不会拍照是其二。

苏亦挑选了一圈，才选定拍照目标。

比如“康熙缠莲寿字匏盒”、“康熙唐人流水诗八方形匏笔筒”、“乾隆匏桃”、“康熙六瓣云纹匏盌”、“乾隆缠莲纹匏盖罐”、“乾隆八仙人物匏瓶”、“道光蝠磐纹漱盂式葫芦器”等等。

这些玩意，都是经过他精心挑选的清宫典藏匏器配图。

这种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并且还很琐碎。

当然，这也是他过来故宫实习的目的之一，要不是刘北汜先生认可他的学识，这种事情，他想干还没机会呢。

可不是每一个来故宫实习的实习生都有资格自由进入故宫库房。

因此，苏亦很忙。

毕竟，他也不只是负责王世襄的文章校对跟配图。

其他人的文章，他也需要负责校对跟配图。

比如一位叫做郑里的先生，就专门写了一篇《明清档案》，内容很是直白。

对方是故宫明清档案部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前身，此时还没从故宫博物院独立出去。

因此，对方也属于院内专家，之前苏亦撰写故宫学的文章涉及到明清档案部分，也曾经请教过对方，不算太陌生。

相比较王世襄的《谈匏器》，这篇文章更多是介绍明清档案及其价值，是一篇概论式的文章。

郑里是当前国内极少关注故宫明清档案的学者，因此，他的文章也不需要引用其他文献，利用故宫明清档案部的文献资料直接就开写，校对起来也相对容易。

又因为是院内研究人员，沟通起来也方便很多。

此外，让苏亦印象深刻的则是耿鉴庭先生，他既是耳鼻喉科专家又是医史学家、还是文献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