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要讲述的姜亮夫，苏亦就没啥顾虑了。

“除此之外，1934年姜亮夫留学法国，然后从1935年开始抄录拍摄文物古籍，光照片就拍了3000多张，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

姜亮夫曾在他的着作之中，记录着经历，“我在一九三九年曾去翻阅过近千卷，也摄制了些儒家经典、韵书、字书、老子卷子，并抄录了些有关文学史地的卷子校录了所有的儒家道家经典真是美不胜收的祖国文化的宝库呵连在伦敦所抄得的，辑为瀛涯敦煌韵辑、敦煌经籍校录与杂录诸书。”

如果说浦江清、向达还有姜亮夫等人都是公费留学，甚至带着任务去抄录这些流散在海外的敦煌文献的话，那么王庆菽更多是一种使命感了。

因为这位先生是自费去英国陪读的。

“1948年王庆菽自费前往英国陪读。1949年初来到伦敦从头到尾阅读斯坦因所藏经卷，除了将敦煌俗文学资料抄录外还影印了一些诗词药方等资料共计262卷、1182张显微照片。1950年，王庆菽又到巴黎抄录敦煌俗文学资料并影印了45卷533张显微照片。”

所以，不管是公费留学还是自费留学，只要对敦煌文献抄录有主要贡献的学者，苏亦都没有忽略，而是把他们的故事一一讲述出来。

罗振玉、董康、傅芸子、刘半农、郑振铎、浦江清、张素痴、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等等，这些人，每一个人对敦煌文书搜集都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这些前辈，在异国他乡，历经千辛万苦，抄写经书这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能够顺利抄录已是幸事，而更多的前辈却遭遇国外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刁难。

一代又一代的大师，为了敦煌瑰宝重回祖国付出了很多。

苏亦对于他们的故事，一一讲述。

也是他这个后辈对于这些对前辈，另一种方式的致敬。

我在北大学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