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新会人，他并没有梁启超出名，完全是因为他不参与政治，只专注学界。

可就算如此，在52年的院系大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师大以后，因为陈垣先生的威望太高了，直接担任北师大的校长。

陈垣先生这样的人，千年一遇有点夸张，但百年一遇却毫不夸张。

苏亦哪有这样的底气自比援庵先生。

宿先生提到陈垣更多是对他的揶揄，也算是另类的告诫了。

“学生何德何能怎敢自比援庵先生。”苏亦勇于认错。

“你不敢？你要是敢了，说不定为师还高看你一眼，既然你不敢了，就老老实实，专注考古吧。”宿先生冷哼。

不过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已经缓和了不说。

苏亦多少理解，宿先生为何对他生那么大的气。

估计是恨铁不成钢。

又担心他浪费自己的天赋吧。

担心他在其他史学领域上分心，而忽略了考古本身，最终本末倒置，忘他学的是考古，甚至还要继承他的衣钵研究佛教考古。

毕竟，苏亦他们这一届研究生是被宿先生用佛教考古的名义招入北大的。

作为宿白先生的弟子，要是连佛教考古都忽略了，以后恐怕要逐出师门了。

好在宿白先生他们到家中做客，绝对不是为了呵斥苏亦那么简单，如果仅仅如此，也不需要让马世昌他们仨人陪同了。

他让苏亦四人过来家中做客，除了劝诫之外，更多的是传道受业解惑。

研究生的培养跟本科生的培养最终不一样，不需要想本科生那样老老实实地去课堂上课，被动的接受知识，更多是主动的去学习自己的所研究的领域。

而导师更多是指引方向。

苏亦他们这一届研究生，只有四人。

宿白先生在培养他们的时候，就要花费更多的心思了。

而且，这种还是精英式的培养。

跟苏亦前世在云大读书的大班培养还不太一样。

当时，他们专业就是四十多人，经常会有大班上课，尤其是研一的时候，公开课程一大堆。

从某种意义来说跟本科生没啥两样。

当然，具体到学术导师，一届招生，最多也就是三四个人。

像系王瑶先生一样一年招收七个研究生的状况，基本上没有。

不过这种情况虽然夸张，但这七个研究生肯定也不全是王瑶先生全部指导，还需要配上副导师。

而且系哪些没法招收研究生的老师，肯定都参与指导培养，毕竟这些都是宝贝。

那么在学生刚入门的时候，导师应该怎么指导的啊？

当然就是列书单了。

先让学生去读书，然后写读书报告。

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应该读书呢？

考古报告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还要读大量的文献。

尤其是佛教考古，各种中外佛教典籍都要熟读。

不过在研一阶段，却并没有那么苛刻。

尤其是典籍这部分，肯定是汉文典籍为主。

这个阶段要读的书，自然自家导数列出来的书单，而且，大部分都是早些年导数翻阅过认为有启迪意义的书籍。

在这个方面，就是导师的作用。

引领入门，然后指正错误，最后培养学生独立科研学术之路。

后世，有学者吐槽现在的学生过分听话，导师让干嘛就干嘛，没有一点自主学习探索之精神。

这种吐槽放到博士生或许合适，毕竟，如果博士生研究的方向跟导师偏离的话，或者说研究的方向更加细分不是导师关注的方向，那么反过来引领导师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硕士研究生，则没有这个能力。

除非花想多久的时间去专研自己的学术领域。

比如马世昌。

他待在敦煌十多年，要论对敦煌的了解，他肯定比宿白先生清楚。

所以在马世昌再次回到北大读研的时候，他研究的方向基本上就圈定在敦煌石窟寺考古之上了。

这种情况下，宿白先生最为放心的也就是马世昌。

所以他跟马世昌开的书单跟别人的不一样，更多是鼓励他学习法文，研究一下，巴黎的汉学着作。

比如之前苏亦提过的伯希和，他虽然从中国西域获取大量的佛教典籍以及壁画运回巴黎，但他在东方学上取得不俗的成就，被国际上誉为杰出的东方学者。

这个时候，苏亦才知道，宿白先生不仅懂日文，原来宿先生的法文也是相当不俗的。

这一点，等他离开朗润园，马世昌才顺势跟他提及宿白先生早年的求学经历。

出了朗润园，马世昌安慰苏亦，“宿先生，刚才的话，你不要介意，实际上，宿先生是担心你分心太多，生怕你走弯路，才告诫你要收心，但实际上，宿先生并非反对学生涉及广泛的。”

苏亦望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