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英却是愣了愣，犹豫了一下道：“全部吗？”

朱祁钰点头，道：“除了特殊直奏的以外，都先送到内阁票拟之后，再送过来。”

如今是正统年间，内阁还没有正式形成，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完全确立下来。

这个时候的内阁，还只是一个以备咨询的差遣，叫入直文渊阁。

至于票拟制度，更没有完全确定下来。

当初太祖皇帝废宰相，撤中书省之后，大量的朝务压到皇帝的身上。

太祖皇帝倒是受得了，可到了宣宗皇帝，就渐渐受不了了。

于是开始命司礼监参与政务，分担压力，同时也设立了内阁，参赞机务，不过重心还是放在司礼监身上，毕竟司礼监在内廷，随时都能帮皇帝处理朝政。

直到宣宗皇帝驾崩，三杨辅政之时，内阁的地位才渐渐提高。

由于今上幼弱，朝政几乎都是由三杨来处置，为了让皇帝同时能够学习到政务。

三杨通常会在奏章上写上大体情况和处理意见，到了皇帝这边，只需要批准或者不准就可以了。

大大减轻了小皇帝的负担，照准就行了！

但是这个时候，票拟还不是内阁的权柄，而是三杨作为辅政大臣的权柄，朝野上下也压根没有把票拟当做内阁的分内之事。

直到后来，司礼监坐大，不断有权宦闭塞圣听，朝臣和天子都意识到，在外朝和内廷之间，需要一个调和内外的机构出现，内阁才真正被赋予了票拟的权柄，甚至到最后，因为这个特殊的作用，逐渐力压六部，成为首揆阁老。

但是现在，内阁还远远没有这种地位，三杨病逝之后，内阁更多地变回以备咨询的地位，只能票拟一些琐碎的小事，票拟制度几乎被废除。

这次京师突然遭逢大事，上禀上来的奏折，基本上都是紧要之事，金英自然也是按着规矩，直接拿到了集义殿。

此刻听到朱祁钰说，要恢复票拟制度，金英不由得心中一震。

再三犹豫之下，金英还是道：“王爷三思，票拟之制，毕竟是三杨辅政之时的权宜之计，若是形成制度，恐会令文臣坐大”

朱祁钰挑眉，看了一眼金英。

他确实没有想到，金英会说出这番话来。

应该说，金英说的一点都不错，票拟和批红，本身是皇权的范畴。

朝廷本就设有通政司，用来收纳奏章，上传下达，并不需要内阁来行使这个职责。

所以先送内阁，只能把票拟的权柄给出去。

如此一来，势必会让内阁坐大，使文臣的势力进一步扩张。

这也是有明一代证实了的。

不管怎么说，金英都是内臣，从皇权的角度出发，这一点其实是应该避免的。

臣权和皇权在大多时候是对立的，臣权越强，皇权便会衰弱。

站在皇帝的角度，大多时候，应该做的也是加强皇权。

但是

这是没有做过皇帝的人的想法。

朱祁钰当了七年的皇帝，又看过大明数百年的兴衰，他心里清楚。

皇权和臣权，只有相对平衡的时候，才是最佳的状态。

他自然清楚，臣权过强，会欺压皇权，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

一则，内阁的设立，是对大明有利的！

这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抛开臣权和皇权的关系不谈，内阁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调和内外，提高了政务处理的平均水平。

说到底，将朝廷所有的政务都寄托在君上一人的身上，是有风险的。

如果君上是明君，自然一切皆好，但是若是昏君或是能力不足，政务的运转就会大受影响。

内阁的大臣，至少是经过千万士子当中筛选出来的，处理朝政的基本能力是足够的。

将朝政寄托于制度，而不是寄托于皇帝的个人素质。

这一点是对大明的稳定有利的！

除此之外，朱祁钰认真反思了前世自己失败的原因，除了重病和没儿子之外。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大政维系于君上一身。

所以他只要一病，三日不曾视朝，政务就堆积如山，朝臣就人心惶惶。

真正是“国不可一日无君”

他做皇帝的那几年，励精图治是励精图治了，自己的身体也累垮了。

所以适当的分权，是必要的。

何况事实也证明了，内阁终究不是宰相。

即便是有了票拟之权，也是代行皇权，一个“代”字，便能死死地锁住他们。

有明一代，即便是内阁势大的时候，和皇权的斗争也难以取胜，倒是不必过于忧虑。

至于文臣势大

朱祁钰也自有他的考虑。

故而他没有多说，只笑了笑，道。

“金公公所虑有理，不过此时特殊时期，我等当同舟共济，不必囿于权术，你自去办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