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的不少事，都在一次次讨论之中尘埃落定。

因为史从云的的讨论习惯，有不少官员参与其中，不过大家并没有全当成真，因为讨论实在太过公开，没有那么严肃，反而让众人觉得不可信了。

如果真要出兵，不可能这样大摇大摆，官家也不愿自己的意思被群臣裹挟。

只有史从云和少数几个宰相心里明白，确实准备来真的，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之后，史从云也陆续看了这几个月来朝廷发生的事情，多数都是从赵侍剑的笔记中。

《大周刑统》的颁行有很大意义，虽然暂时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至少说明大周已经致力于往正轨上去走。

不过史从云更在乎的是官家准备均订天下赋税的举动，因为这涉及他给与士兵们的承诺，他曾向将士们保证跟他打仗，迟早有一天耕者有其田。

虽然之前一直用钱帛，布匹等来给将士们赏赐，但这不是长远的办法，对于农耕民族而言，大多数将士们最渴望的依旧是田地。

只有田地才能让他们安心，才能惠及子孙。

而当今天下，多数地方的土地和财富都被地方节度使和军阀掌控。

地方上交中央的赋税流程是这样的，先上交到地方，地方节度使和驻守武将扣除自己的花销之后再把剩余的部分上交给朝廷。

这种情况下，虽然有朝廷监军使，但节度使也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造假，大举截留地方收入，随后壮大自己。

这也导致各个地方上交朝廷的税收差距很大，对朝廷忠心或者朝廷控制到位的地方交上来的多，朝廷难以控制的地方交上来的少，官家有均定赋税的意思，就是想解决这种情况，让各地的税收都能到中央来，而不是被地方节度使截留大部。

当然，这个问题从官家的举动看也只是试探，官家赐给各道节度使、刺史《均田图》各一幅，之后就没有实际举措了。

因为官家肯定也害怕引起反弹，大周还需要打仗，敌人环伺，还需要这些节度使、刺史为大周效命。

这种试探也说明比起军事上的冒险和激进，在政治上官家是保守的，或者说官家急于在军事上有作为，但在政治上却没有花太多心思，这点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致命漏洞。

史从云仔细读过赵侍剑娟秀笔记记录下来的信息之后，心里也没觉得什么，甚至都不能说“人无完人，郭荣有优点也有缺点”这样的话，只能说这是普通人对这个时代的固有反应。

经历过五代十国，谁都会下意识看不起文人，不重视政治建设，而极度重视武功，郭荣这么做并不出人意料。

政治的保守一方面是他需要稳固政权应付战争，另一方面是这几十年的经验让他觉得军事胜利大于天。

即便是赵匡胤在对待文人和武人的态度上和郭荣是及其相似的。

后人常有一种误解，因为赵匡胤有太祖誓碑不得杀士大夫，让人们以为赵匡胤十分看重读书人，后来的读书人也倍加称赞。

可如果仔细研究过赵匡胤一生就会发现，他不杀读书人不是因为看重读书人，恰好相反，是他很瞧不起读书人，认为士人起不了什么大风大浪，加上他本人确实是个仁厚的人，觉得五代十国几十年杀戮太多了，要制止，才说不杀士人。

大有“反正留着他们也翻不起什么浪花，能不是就不杀”的意思，这也算老赵的“战略误判”吧，他还是太小瞧读书人了。

老赵对读书看不起的语录有很多，包括但不限于：一百个贪官也比不了一个武将；读书人就会之乎者也，算什么鸟事；穷酸读书的见过什么钱，给他十万贯就以为屋子都塞不下了等等（翻译过的，原话贼有意思，赵匡胤作为马上天子，他的语录其实有很多非常粗鲁的话，不过和刘邦比就小巫见大巫了）。

还有一次吴越王贿赂他的宰相赵普被赵匡胤发现，赵普吓得半死，赵匡胤却说没事，让他收着，还嘲笑吴越王没见识，还以为天下事是读书人决定得了的。

总之，从五代十国乱世里一路杀过来的人，无论是郭荣也好，赵匡胤也罢，其实都很看轻文化人。

这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经历决定的，而史从云心里可老清楚了，文化人有时候还真不得了。

所以他无论如何身处高位，都对大周的几个宰相很客气，和他们处得很好。

就连和他有过节的范质那倔老头，史从云也不会刻意找他麻烦，或是报仇之类的，其实以他的身份地位完全可以。

这次《大周刑统》就是范质带人修订的，这老头虽然脾气顽固，给他穿小鞋，但至少本事也是有的，只是本事不在人情世故上。

........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有天下午回家之后，符六小心翼翼的拉着他衣袖到一旁，对他说：“白天我去二姐那里，见到了大姐。”

史从云一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