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是为了响应公爵的号召一样，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波拿巴总统又利用一系列权术操作，许诺、欺诈、笼络、分化，软硬兼施，硬是在他的反对派占议会多数的情况下，不断扩张总统的权力，先是获得了数百万法郎的年俸，然后又获得了巴黎城防的控制权，接着又拉拢到了军队的支持，眼看波拿巴家族的支持者愈发壮大，逐渐控制了法兰西的军政大权。

很明显，到了1850年，欧洲的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路易·波拿巴总统已经控制了整个局势，就差一场政变，然后摇身一变，成为帝国皇帝了——而大多数对共和国不感冒的法国人，反而会对此欢呼。

不管喜欢不喜欢这个结果，欧洲各国的政府，也开始以这个前提做相应的准备。

而摄政皇太后和莱希施泰特公爵这对“搭档”，现在也自然要对此未雨绸缪了。

这其中，公爵的处境最为微妙：他明明是波拿巴家族的正牌继承者，然而现在却成为了奥地利帝国的首相，而他精明强干的堂兄，现在统领着波拿巴家族在法兰西的势力。

他到底是应该为家族的复兴而高兴呢？还是应该为这一切和自己无关而沮丧呢？

也许兼而有之吧。

不过，对现在的公爵来说，心情的问题还在其次，他必须为自己、为自己的爱人和孩子考虑将来，这个“将来”，在维也纳而不在巴黎。

他的祖国，现在是哈布斯堡帝国了，他的所有资源、所有雄心都只能在这里实现。

一个科西嘉人可以把法兰西当祖国，一个在美泉宫长大的王子把奥地利当祖国，又有什么不行的呢？

而现在，就需要他来为这个帝国的将来而殚精竭虑了。

垂垂老矣的奥地利帝国，现在实际上要面对四线的“民族压力”。

匈牙利，波西米亚，克罗地亚以及北意大利，帝国这四片领土，哪一个都有着古老的非德意志民族，哪一个又都不可或缺。

问题就是，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些非德意志民族，也开始对哈布斯堡帝国心怀不满，认为自己应该获得独立——或者至少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而他们的“觉醒”，势必也给奥地利帝国政府带来了莫大的压力。

在原本的历史线上，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先是按照“传统”，选择了皇帝专制独裁，以奥地利德意志人为核心，同时压制这四个民族。所以在1848年，奥地利先是击败了撒丁王国，稳固了对伦巴底的统治；然后又从俄罗斯“借师助剿”，剿灭了匈牙利的起义，重新稳住了帝国摇摇欲坠的统治。

但是，接下来因为他在1859年法奥战争当中惨败给了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帝国；然后又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当中惨败给了普鲁士，奥地利的国力遭受了惨重的损伤，而且还先后痛失自己在意大利伦巴底的领土；以及对德意志各邦的领导权。

在这种惨痛失败之下，奥地利已经不可能再单独靠自己德意志的核心力量来同时压制境内所有民族了，它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拉拢匈牙利的马扎尔贵族，然后以奥匈合体的方式镇压波西米亚和克罗地亚的斯拉夫人——奥匈帝国，也随之诞生。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彻头彻尾充满了“机会主义”，但是当时那种帝国岌岌可危的处境下，皇帝又还剩下多少选择呢？

而且，做出这个选择之后，哈布斯堡帝国又多活了半个世纪，又有谁能够说这个选择大错特错呢？

在政治上，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对错，能活下来就是对的。

不过，在现在这条时间线上，经过公爵的努力，情势倒是要好了许多——让奥地利帝国元气大伤的1848革命狂潮，被他力挽狂澜，以较小的代价压服下去了，“借师助剿”匈牙利的丢人事，终究没有发生，奥地利帝国中央政府仍旧强而有力，财政也大为好转，更重要的是，奥地利的工业化进程，也在公爵的主导下稳步开展，一切都在向好。

但是，想要从“险恶丛生”的19世纪噩梦当中逃离出来，奥地利帝国显然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

首先，想要维持这个庞大的、多民族的中欧大帝国，不光政治上要逐步走向开明，将各族裔精英逐渐吸纳到统治机关当中；更需要域外大国的支持。

就算不能争取到所有大国的支持，至少也必须要找到一个可以唇齿相依的强援。

俄罗斯首先排除在外——这个国家领土野心太过于剧烈，根本就难以满足，也不可以信任。

那么，就需要“向左看”或者“向北看”了。

说得直白一些，要么，走“天主教同盟”路线，以宗教信仰为核心来联合法兰西（尽管其实没有哪个皇帝真的在乎信仰），同时羁縻同样信天主教的南德邦国；要么就和普鲁士结盟，组建“德意志同盟”，以德意志民族主义为核心，同时羁縻南德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