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汉先生用坚定的目光看向王继宗，他的脸微微涨红了，嘴依旧紧紧抿着。

“甘博先生得知我毕业后，马上邀请我回国跟他一起从事社会调查工作，这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就立马动身回国了。我的第一个研究对象是北平的人力车夫，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我和甘博先生在北平调查了一千个人力车夫和二百处车厂，深入了解了一百个车夫的家庭生活状况，当时我每天风雨无阻地混迹在车夫身边，在大街小巷见到等活儿的车夫就跟人家扯闲篇儿、说家常，后来跟着他们去车夫休息所、人力车厂，等混熟了就直接去车夫家里边儿做客，那篇报告可以说是靠我两只脚跑出来的，当时朋友还赠了我一副对联，上联是‘谈笑有鸿儒’，下联是‘往来有白丁’，这对我们搞社会学的人来说，简直是最好的褒奖了。

跟同学们说这些，不是为了在你们面前显摆我的资历或者成绩，而是因为这一路上我吃了很多的苦头，而我之所以开这门课程，就是希望同学们能够不再吃我曾经吃过的苦头，在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的这十五年里，我走了不少弯路，也积累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经验，希望在这个课堂上告诉大家，给你们日后的社会调查提供一些指引和帮助。在今天这节课上，我想给大家讲明白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李景汉先生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什么”两个大字。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以系统的科学方法，调查社会的实际情况，用统计方法整理搜集调查目标的各项材料，包括制表绘图、求得百分比、平均数等项，再利用这些材料分析社会现象构成的要素，由此洞悉事实真相，发现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将已经证明的事实归纳起来，梳理出事实背后的原因和规律。相关机构负责人或执行者根据社会调查的研究成果认真地、有效率地拟定并实行改良方案，最终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了解了社会调查的概念，便可以很好理解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李景汉先生又在黑板上写下“为什么”三个字。

“为什么要做社会调查？或者说，做社会调查的意义在哪里？社会调查固然是学理的研究，而主要的目的是实用，换句话说，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而是为了改良社会而调查。社会调查的最大使命，是发现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社会调查主要的工作是调查研究人类社会的行为，从所归纳的结果里，可以发现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发生某种社会行为，同时又可以发现，某种社会行为的发生不外乎由于某种或某几种的原因。如此从因果关系的顺序，可以推测社会行为的发生或不发生。既然能够推测未来社会行为的发生不发生，就能以人力控制这种未来的社会行为，用人力阻止或者推动发生该种行为的原因的作用，促进或产生认为有益于人类的社会行为，阻止或革除我们认为无益于人类的行为。

打个比方，我在定县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定县的小偷增多是因为吸白面者增多，而要减少偷窃人数，最好是设法减少吸白面的人数，因此断绝贩入白面的来源，彻底铲除白面的流毒，盗窃行为自然就会减少。

由此看来，将社会调查的结果，应用到人类实际的生活上，可以增进社会生活的和谐和进步。跟自然科学一样，社会调查也有极强的实用性，人类用理化可以征服自然，人类用医药可以避免疾病，而人类通过社会学可以解除社会生活的痛苦，由此可见，社会学设法寻找社会组织和社会演进的定律或原理，研究社会各部分间彼此的联系和一切有秩序的变化，以此来增进人类的幸福。

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必须对社会现象作有系统、有组织的叙述，然而社会学在中国仍处在草创的阶段，中国现在所用的社会学课本大多都是洋文原本或译本，课本中所引用的材料皆为外国材料，用这些材料来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难免会有削足适履、生搬硬套之感，只有在中国的社会材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学，才能真正为中国所用。

我国自从与西洋接触以来，前后碰了无数的钉子，便觉得西洋民族什么都比我们强，想尽一切办法仿效西洋强国之道，然而在西洋成效昭着的制度与中国社会的性质大相径庭，因此往往格格不入，收效甚微。如此强行地生搬硬套，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没有彻底地、深刻地、根本地了解中国自身的情况，极少有人能以冷静的态度、牺牲的精神和科学的头脑专心致志、连续不断、精密准确地下死功夫，来探索中国社会的性质，寻出中国真正的弱原。这一步若不赶紧实行，便很难找到有把握的救国药方，我们民族的病也只得继续耽搁下去。

那中国社会的材料需要到何处去找呢？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将现有的历朝历代史书中对社会生活的记载进行搜集整理和归类分析，然而中国以往的史学资料多半是朝代兴亡、帝王将相的记载，少有着重民间生活的事实。中国各县皆有县志，应当是研究地方社会生活最好的材料了，却被先儒、烈女占去大半篇幅，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