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贤议点了点头，也站起身来：

“除了王特派员说的这些方面，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个舆论阵地啊！虽然《新华日报》是我党的机关报，可对昆明的老百姓来说，还是云南本土的报纸更有宣传效果！现在昆明也就两家日报：《民国日报》和《云南日报》。《民国日报》这种国民党党部的机关报自是不必考虑了,《云南日报》的董事长龚自知在政治上倒是比较开明的，而且他们的编辑主任饶继昌和副刊《南风》的编辑张克诚也有很明确的进步倾向，现在《南风》已经成了我党发表进步文章的阵地了！更可喜的是，咱们的一些同志在《云南日报》上投稿，不但发表了一些社论和时评，其中几人还得到进入《云南日报》工作的机会，李立贤和杨亚宁担任记者,唐登岷担任编辑。有了这样的便利条件，我希望大家能多写文章，用你们手里的笔来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希望你们的文章能把更多倾向进步的青年吸纳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会议结束后，众人散去，陈确铮的心情却颇不宁静，他沿着翠湖边漫无目的地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在如今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人自己竟拧不成一股绳，这让他觉得又愤怒又寒心。

不知不觉之中，陈确铮越走越快，突然脚下没留神，踩进一个坑里，摔倒在地之后他索性翻了个身，躺成一个大字，枕着双臂眯眼看着天空，天空又高又蓝，云彩如一团一团的棉花，扎扎实实的雪白。

看久了,那一团团的云彩中便渐渐浮现出廖灿星的脸。

那可爱的妙人，是治愈他的忘忧草，却也是他烦恼和担忧的源头。

即便他始终不愿承认，甚至有意忽视，可两人之间一直都有一条鸿沟，而他隐隐感到，这条鸿沟似乎有日渐变宽的趋势。

陈确铮摇了摇头，起身坐了起来，捡起手边的一颗石头用力扔进湖中。

之后的几天，陈确铮都处在一种难言的苦闷和焦灼之中。

考虑到如今国共两党之间微妙的局势，对于廖灿星，陈确铮只能小心隐瞒，而贺老师和狐狸也并非同路的同志，他终究还是选择缄口不言。上课的时候陈确铮时常忍不住走神，先生们口中的各种哲学理论如今在他的耳中听来是如此空泛和遥远，晦暗不明的现实让他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他觉得自己好像浩瀚江洋里的一只小船，无论他做出多少努力,却只能随着命运的波涛载浮载沉。

可他知道,他不能任由自己这样一直苦恼下去,他必须有所行动。

一天下了课之后，陈确铮跟往常一样，沿着龙翔街走大西门进城，走在路上他突然看到街边新竖了两根又高又粗的电线杆，还没有来得及架线。老百姓好像看着什么稀罕物一般，聚在一根电线杆下吵吵嚷嚷。

陈确铮本无意停留，却听到有人问道：

“谁敢爬这根电线杆？”

紧接着一人喊道：“我敢！”

嗓音中气十足，颇为嘹亮。

这声音让陈确铮觉得莫名熟悉，他停下了脚步，转头望去，紧接着他就看见一个穿着一身黄咔叽布的中山装的瘦小青年，手脚并用地沿着电线杆一点点爬了上去。

陈确铮仔细一看，这人他认识。

这个身材矮小，胆子不小的青年是陈确铮同系的学弟——殷福生。

殷福生一九三八年秋天考入联大，因为他跟陈确铮差了两个学年，虽然彼此打过几回照面，但平日里交集不多。即便如此，陈确铮也听过许多关于殷福生的传说，因为对于联大的学生来说，殷福生实在是个很有名气的明星学生。

哲学系里每个人都知道，殷福生是金岳霖先生的高足，殷福生报考清华大学哲学系就是金岳霖先生建议的。还是中学生时，殷福生就翻译了查普曼和罕勒合着的《逻辑基本》，十七岁时，他初生牛犊不怕虎，专门写文章对金岳霖、吴士栋、沈有鼎、张东荪等诸多哲学界前辈的着述逐一点评。

因为在入读联大之前，殷福生便已经有着作加身，在联大的先生们的眼中，他的哲学根底自然比旁的哲学系学生要高出一大截来，对他的态度跟旁的同学迥然不同。陈确铮印象很深的是当年第一次上郑昕先生的“哲学概论”课程时，郑昕先生一看到课堂里的殷福生便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就好了。”金岳霖先生在自己的“逻辑”课堂上见到殷福生，也让他不必上自己的课，还引荐他跟着刚刚从欧洲归国的联大教授王宪钧先生学习逻辑。

而在联大的课堂上，殷福生也展示了他一贯的“狂生”形象。殷福生身材虽然瘦小，嗓门却出奇得大，说话永远都像在讲演。无论是时事政治，还是恋爱秘诀，他都颇有心得，每次只要他一开口，便是滔滔不绝、手舞足蹈，旁人鲜少有插嘴的余地。陈确铮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他在课间跟同学争论，不知道说起什么，殷福生激动地大骂：“胡适这个人，一点儿哲学也不懂！”

虽然殷福生是十足十的“狂生”，但不知怎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