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局。

章越为相初始的用力之处。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设立经义局，便有培养人才同时表达政见的意思。

之后王安石为编撰三经新义，也设立了经义局，让吕惠卿，王雱出入此间。

如今章越为了编撰《中庸》，《孟子》也打算设立经义局，此事已在筹划之中。

拉苏辙入局，也是拉拢人心之举。

他也是看中了苏辙在舆论上的影响力，至于政见章越觉得纵然与苏辙有相左之处，自己也是可以引导的。

几人先探讨中庸之道的注释。

韩愈将‘自诚明’进行阐发，曾言无过者是‘自诚明’的圣人，无二过者是‘自诚明’的贤人。

欧阳修继承了韩愈的复古之风，对中庸也大加赞赏。

欧阳修认为为什么孔子从不言利，命，仁？因为中人以下，不可言上上道。

易经就说‘利乃义之和’，但如果你与中人言‘利’，对方就片面地奔着‘自利’去了，所以只好与他讲‘仁义’。

所以对于中庸的性，命，孔子是从来不讲。

但中庸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子思所作，就在书里大谈性，命之道。读书人认为不是孔子真传，所以被正统儒家所轻。

当然此论也是秦观，晁补之所赞同，他们认为要注释当注释‘经’，次一等也是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

至于中庸和孟子都是‘子书’的范畴，在儒家中地位不高，作注没啥意义。

章越则不认同，因为三经新义已有王安石，吕惠卿，王雱抢占高地。自己若不推翻王安石的变法，还是不要重新注经为妙。

孟子，中庸是子书，注释起来动静不会太大，不会成为众矢之的，也不会太早暴露自己的野心。

况且若能将此二书抬到与三经新义并列的地位，才显得自己的本事。

章越对秦，晁道：“当世性命之学，尽为释道所据，若我儒家不据此，难道为释道据之？”

秦观道：“启禀相公，中庸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乃虚高之言，当世读书人又有几人可以为之，如此如何为自诚明？”

章越道：“生而知之是自诚明，学而知之亦是自诚明。”

晁补之问道：“敢问相公孔子是学而知之，还是生而知之？”

章越道：“兼有。”

儒家都推崇生而知之，当然认为孔子也是前者。

章越道：“你们道所谓上智下愚之道，上上道不可与中人，我并不认同。这是才，并非性。性命之学，子思言尽其性，孟子谓尽其心，这并非要教而得之。”

欧阳修和秦观，晁补之都说‘性命之学’是上上道，不要和中人以下的人讲。

章越的意思，你们这些儒者搞得太玄乎了，无论是子思尽其心，还是孟子的尽其性，说到底都是解放人性。

解放人性这等事，还需要人教？这跟读书多读书少有什么关系？

反而越是了得人物，越容易被欲望和教条所蒙蔽驱使。

苏辙，秦观，晁补之闻言尽是释然。

章越道：“要学孟子，不可不学中庸，学中庸，则不可不知孟子，昔韩非言儒家八派有子思之儒，孟子之儒实误也。”

“荀子言子思，孟子乃一脉相承，司马迁亦言孟子乃子思一派传人。”

后世将子思孟子二者并称为思孟学派。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从这一脉而出。

不仅如此王安石也非常推崇子思，孟子。当看了章越给他‘孟子也言利’之书后，王安石离开汴京时给章越回信，让他孟子注释写好后，先给他王安石过目（中庸早已看过）。

学问之道说到底是求其放心之道。不仅自己要放心，别人也要放心。

你为政后要办什么？有的人一看中庸，以为不过是【和稀泥】理论，当下放心，所以才要【必也正名】。

章越道：“无论是中庸，孟子都要扣住一个【诚】字，中庸有言‘至诚如神’，若何事何时都能主观合乎客观，那简直如同神明一般。”

“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夏殷周各有一朝之‘统’。但周公之后‘敬德’之论，已是衰微。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经过五季流乱后，我以为诚字可一震道统。”

苏辙皆起身道：“我等遵章公之命矣！”

苏辙道：“相公所见极高明。中庸为三代之后孔子未完之言，圣人之道始于中庸。我以为相公所言【中】就是即【性】，所谓尽其性。放在治国上，修身上，就是让百姓为所想为之事。”

章越闻言大喜，要不怎么说苏辙的政治水平和经学水平高于苏轼。

如今有苏辙用命，章越放弃了召二程进京主持经义局的打算。

章越对苏辙道：“子由，真乃奇才！”

“但你要切记尽其性，不是由其性，不然便是乡愿，为德之贼也！”

苏辙道：“辙省得。”